杨潇 步履不停
“人生苦短，像个少年一样投入吧，体验吧，燃烧吧，纵身一跃吧，哪怕你改变不了什么，哪怕你一点儿都不重要。”
杨潇，作家，代表作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
一、子弟
“李焕英！”“喊什么呢，小王八蛋。” 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里，贾小玲穿越回自己出生的前一年，即1981年，重遇了妈妈李焕英，彼时她是胜利化工厂打铁车间的一名女工。
八零后作家杨潇，与电影内外的贾小玲同岁，生于与取景地不算远的湖南衡阳。倘若划破时空，这两个看似不搭边儿的人，兴许也能建立起交情，因他们有一个共同身份：厂矿子弟。
在国家“三线建设”工程里，湖南地处二、三线之间，1958年拔地而起的国营厂，为军事战略输送原子弹生产材料。外公、姑姑、妈妈都是厂矿工人，身为第三代子弟，杨潇解释起“醇化”、钢瓶质检和辐射监测工作也不含糊。重工业制造把数道程序切割成段，上承下至，一步步一环环，牵连着大时代的安全感与荣耀，也扣紧父辈的腰包、粮票、孩子，和全部的生活。
豆瓣“厂矿子弟”小组里有一个帖子，号称汇集“最全军工企业代号”，从101厂列到999厂。杨潇家所在的厂矿是二开头，对外称“新华材料厂”。有那么段日子，在厂里上班儿，腰杆兴许比百年前的族长白嘉轩还直挺，还有人家里添置了单车、缝纫机、电话，倒映在中国东北角的另一个镜像里，是六名前钢厂工人哼着《心恋》，去偷一架钢琴。
脱口秀演员李诞也是厂矿子弟，不同于他的“集体生活一天三遍号”，杨潇印象里的厂矿特色，不在人群密度，而是某种杂糅感。譬如外公外婆家的单元楼，住着上海人、东北人、湖北人、河南人，口音各异，本地人也不说方言。还有小孩子眼里的“全世界”——相比普通单位，厂矿更接近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，从家属院到子弟学校，从商店、书店到灯光球场、工人俱乐部，生活设施完备，文娱活动也丰富，“是周边农村和市区小孩都没办法想像的，有一种自豪感”。
很多年后，杨潇认识了一个词——“飞地”（Enclave），它带着陌生化的地缘意味，成为成年子弟对家乡厂矿的新注解。或许只有时间能回答时间。那些纠缠在一起、清浅的人际因缘，填不满这座临时存在的孤岛。孤岛深处是野坟，杨潇说，老人们聊起地下挖出的尸骨，分不清是哪一场战乱的遗骸。从这里长出来的生命也扑朔得紧，杨潇的初中同班同学有好几位已经离世，原因不一，脑癌、白血病，几乎验证着坊间的传闻：“我们厂人个子很高，有人开玩笑说是因为被辐射长大的，因为湖南人普遍比较矮。”
“孤岛”傍水而居，“岛民”随水流动。厂矿一侧是北流的湘江水，另一侧通京广铁路，幼年时，杨潇沿着一条铁路支线捉蝗虫，抬眼有火车载着重金属轰隆隆驶来，后来变成一批大人在火车站扎猛子“下海”。
杨潇的父亲出走于1997年，奔赴深圳之春。高中时，杨潇南下探望父亲，紧盯着深南大道的花花绿绿，暗示自己“一定要考出去”——90年代国企效益下滑，厂矿里堆满衰败的迹象，没有什么比一双工人推开子女的手更迫切，因此除了奠定独子最早的阅读序列，还要不断给他“考出去”式的敲打。
如今，厂矿叙事附着在不同形态的创作里，若隐若现。在一张名为“厂矿子弟”的音乐专辑里，有首歌直接被命名为《与父辈不一样的活法》。反观杨潇，看不出反叛的少年心性，但他也在一篇文章里写过：“从小到大，眼看着父母这一代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、在不如意与更不如意间挣扎，觉得‘控制’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。因此也就格外渴望自由。”
自由的“代价”是他白白浪费掉50分，考到离家1500公里的天津。接下来是北京，然后是德国汉堡、美国剑桥，工作之余穿过大半个地球。父亲离世时，他人在威尼斯，往家赶的路上，一种道不明的情感也跟着远去了。
《我11》剧照
“我们这一代，尤其是70末80初这一代，都生活在不自知的假定里面，因为出生就是《明天会更好》，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。” 80年代生的厂矿子弟如今正处青壮年，今日即“明天”。这些年，杨潇感到世界加速前进，“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往车窗外扔东西，扔掉被这个时代认为过时的东西”。也许厂矿也是一种“过时”，是处于倒计时，终将在某一天、某一刻被彻底遗忘。
成为写作者后，杨潇第一个想写的就是厂矿。他和出版社编辑罗丹妮聊过，这些故事贯穿个人史、家族史、时代史，没有什么比亲自讲一讲更有意义。但回溯历史不如想象中容易，很多东西已经很难挖掘出来了。重新适应新环境的人，像某种热带植物，长出了柔软的芯、厚的叶和壳。
厂矿也在修枝减叶，再生长。前几年，杨潇家所在的老厂引入了一条生产线，俨然焕发又一春。每年冬天，他还会回到小时候的灯光球场，和新厂的工人大哥们一起打球。杨潇是小球高手，但排球不太行，就跟着学，反复练习。
说到这些，我以为他彻底放弃了书写计划。“不算放弃，”杨潇说，“也许以后还是要写。”
二、书生
新世纪的声音，一种是“轻松一下Windows 98”，还有一种是“让无力者有力，让悲观者前行”。那时候凭借一份还算体面的薪水，和无价的感召力，“媒体能拿走最好的学生”。
《南方周末》1999年元旦特刊
杨潇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，身上不少特质得益于母校的学术氛围。他记得当时的室友，大一上学期就在课本扉页上写：目标，博士生导师。“现在他已经是硕导了，”杨潇翻出手机里的老照片，“我们寝室六个人，出了两个大学教授。"
千禧年的大学校园，是关心世界、辣评时政的思想高地。所以说起那年，杨潇念了一串自己常逛的论坛（BBS）名：清华大学水木清华、复旦大学日月光华、南京大学小百合、北大一塌糊涂……同样搅动人心的，还有各大论坛的当日话题榜，“类似于现在的热搜”。还有段时间，同城高校间为网大（netbig）论坛上各自的排名掐架，直接惹恼了一位南开老教授，他站在讲台上说：不管你上什么大学，如果不自我学习，都是一样。
很早尝到了媒介自由的味道，杨潇开始追赶小时候的梦——当记者，同时放弃了去复旦读研究生的机会。彼时他已进入复试名单，学校还打来过电话，后来他才知道，话筒对面的那个人，恰是当时在复旦任职、现在的中山大学传媒名师张志安。
媒体在他身上制造了不少巧合。杨潇深深记得，他去新华社面试那天是2003年11月11日，《新京报》创刊日。“现在好难想像这种画面，去体制面试的毕业生，人手一份《新京报》。我还记得头版是克林顿拥抱艾滋男孩的照片，二条是袁凌写的调查报告，SARS后骨坏死患者调查。”
曾经的新华社是一流新闻工作者的天地，也是人文学者、作家的居所，用杨潇的话说，“很多缝隙里面藏了很多有意思的人”，譬如科幻作家韩松、《城记》的作者王军。
后来到了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周围的人更“奇怪”，杨潇一本正经地总结为“具有生物多样性”。这里有人“敏感”，有人“闷骚”，好在大家都按照原本的样子生长，以至于后来团队解离，不同的人也走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：吴虹飞是歌手，易立竞登上综艺舞台，刘子超成为旅行作家，林珊珊和杜强创业内容公司……
媒体人的性情也与媒体气质有关。如果说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充满书生意气，《南方周末》里就是腥风血雨，记者们会为一篇稿子拍桌大吵，在站内论坛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。作家李海鹏曾任《南方周末》主笔，他笔下的老东家有另一个温柔的面向：“报社里有一点儿草莽气，一点家庭氛围，一点儿旧报馆的书生气”，“每个人都受惠于它的声望”，“当你得了月度好稿奖，评语就像你是最了不起的人类”。
“我们至今仍然觉得，那是个特别好的工作。”杨潇说起与前同事们的追忆。同样的感叹出自前《南方周末》记者、真实故事计划的创始人雷磊：我曾以为自己能干到退休。
时间太长，变故太多，很难描绘一群“最优秀的记者”离开的路径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都记挂着同一件事：08年的汶川大地震。杨潇的另一位朋友、四川籍作家李静睿当过八年记者，在那一年遇到了巨大的精神危机，“人生似乎从此划出一条清晰界限”。直到现在，提起那份“最好的职业”，她仍自我判决为“逃兵”，“躲在虚构后面，躲在了时代后面”。
从废墟走出来的杨潇，说起当年采访过、现在已经30岁了的北川孩子，心会“软一下”。用以抵抗时间的办法，是写下去。从杨永信13号室事件、芮成钢案，到昂山素季获释，再到北京唐家岭“蚁族”，他一路勘探、记录，用肉身锤炼记忆，引发共鸣，也收到了一些回响。2013年，杨潇带着“新闻学界的最高荣誉”——哈佛尼曼学者的身份，前往美国进修。哈佛的精英式教育，磨去他身上一层对管理学的成见，回到北京后，当上了《时尚先生》杂志副主编。
时尚杂志，一线明星、国际大牌和市场红利的代名词，但在一个自认不擅长管理的写作者看来，是事无巨细的忙碌、文字服膺于“大片”和永远摸不准的读者与公众号阅读数据。如果几年前聊起这些，杨潇会批驳信息过载和用户下沉，如今他已经神色自如地复盘起离职心路了：“我知道我不会在时尚集团干太久，由奢入俭难嘛，就消费降级。以前我还买西太后、巴宝莉，后来降到Massimo Dutti，很快发现也不行了，太贵了，就优衣库、淘宝。”
从新闻机构、文化刊物到商业杂志，我以为最终“劝退”他的是娱乐至死的反噬，是，也不是。杨潇的稳定性在于，能撬动他的只有内心对自由的排序。他最在意“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”这件事，为此放弃过不少找上门的工作机会。“太累了，”杨潇回想那些团团转的日子，“和人吃饭都只能约在公司楼下。”
尽管几次投入浪潮，但他从来都不是什么社交达人。他直言自己采访时能切换成“假嗨”状态，如果参加饭局消耗了能量，就出门暴走，“把散落的自己一片片找回来”。后来离开媒体，大有退隐江湖的意思，断绝社交，不看朋友圈，友情转发也一并省了……
“我不是文艺青年，也从来没有过作家梦。”杨潇反复强调这一点。他身上有一股飘摇涤不掉的少年气，隐约还是子弟时期的轮廓：十几岁关心钓鱼岛，一度被书架上的《中国可以说不》吸引；别人白衣飘飘地写诗、看《海盗电台》，他迷捷克作家瓦茨拉夫·哈维尔，每周必读《21世纪环球报道》……
当一个这样的人开始独自远行，“孤独”也许是注定的。30岁以后，杨潇与过去的好朋友们逐渐形成分野，他未婚，全职写作，写一种很难定义的体例——历史非虚构和旅行写作的结合。被问及同侪压力，他思索良久，给出的结论是“和他们写得不一样”。他断定自己在用“特权”换“自由”，为此必须承担失去参照系的危险。
具体到写作，也有很多东西触不可及，比如小说。在杨潇看来，小说的高度倚仗于天分，非虚构更依赖市场和整体行业的发展，“写得再差还有一个资料价值”。而之所以没成为新媒体写作者，也是看到了周围人脚下的泥泞。“这年头你的稿子不能只是好或者很好，而得是超级好，才有机会在热闹喧哗的自媒体汪洋大海里杀出一条血路”。
行业变了。好在杨潇没有过多停留，他有了其他可追寻的东西，或者说，他一直都有。十年前，杨潇在缅甸见到结束了21年软禁生活的昂山素季，听她讲“道德”、“对与错”、“爱与慈悲”。如今这朵“玫瑰”再陷锒铛。而她当时说过的话，像抛出的一枚硬币，重新悬置在了空中——“这个世界是圆的，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，也许到那时，我就又走在时代前面了。”
昂山素季，缅甸政治家，曾获诺贝尔和平奖。1989年被缅甸军政府软禁，2010年获释，2021年2月1日再次被军方扣押。
三、行者
杨潇提到过两次落泪。一次是在昆明闲游，偶遇西南联大旧址，“非常刻奇地热泪盈眶”。还有一次是看许知远采访许倬云，老先生回忆抗战岁时，痛哭流涕，他也跟着哭得稀里哗啦。
“遗民”、“放逐者”、“丧家之狗”，不再扮演种种不合身的社会角色后，这些原本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字眼，开始频繁出现在杨潇的人生词典里。半新半旧的厂矿系统，奄奄一息的传统媒体，他参与过它们的好时光，也接受了光阴不再，但若从中剥离出完整的自我，需要找到新的意义和与自己相处的办法。
我问他如何定位自己，杨潇反问，如果自称“城市新中产阶级”是不是很蠢？采访中，他说过很多个“如果”，类似的反思也常常出现在他的写作里：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对国家的认识都来自报纸和书本；如果一个旅行爱好者，会把沿途的风景作为“成果”展示给别人；如果一个公民，擅于思考而行动力萎缩……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出发，重新出发，解决自己与身处时代的关系的忧虑。
时代不乏忧虑者，尤其是知识分子。抗战初年，南迁途中的林徽因眼看着士兵们往相反方向走，骂自己“‘惭愧’两字我都嫌它过于单纯”，她写信给沈从文，“后方的热情是罪过，不热情的话不更罪过？二哥，你想，我们该怎样的活着才有法子安顿这一副还未死透的良心？”后方的热情与良心，还凝聚成一条蜿蜒曲折、充满新奇与冒险的迢迢长路，300余名大学师生曾经此出发，穿草鞋，睡石板，一路昂扬高歌，只为“去我所知最好的学校”……杨潇不明白，是什么造就了我们与那代人的巨大差距？
18年春天，杨潇用一篇公众号文章，正式宣布重走“湘黔滇旅行团”之路。这次计划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：独行，步行，历时余月。文章发出后，故友纷纷转发、打赏，为行程添了些孤单和悲壮的味道。他看了看大家的转发语，“有人说我在放逐自我，还有朋友说选了一条困难的路，要坚持，感觉这个年头做这件事是很傻、很笨重的，可是对我来说很愉快，甚至很酷。”
临行前，他尽可能向每个人轻描淡写，对妈妈也编了一套说辞。然后一路回避“景点”，回避“舒适的旅行”，克服偶发的关节疼痛、肠胃病和炎症，为了减负还切下过半块肥皂。偶有苦楚时，他想起湘黔滇旅行团成员、植物学家李继侗说的：“试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，因为那会让你知道自己究竟为何所累。”
湘黔滇旅行团中10位教师的合影
原本的生活渐行渐远，沿途的故事不断涌来。有时候是快手直播的青年、言语高深的江湖郎中，有时是不太好吃的米粉，和一些拆迁标语、“反标语”。西南大后方的烟火中，也颇有些文学性的瞬间。比如湘江边的那场黄昏，杨潇听见身边的捕鱼人对着自己的娃娃说：这是我的太阳，不是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是八九点钟的。
还有一次，一位老人对他朗诵自己的诗：“世间万物都增价，老来文章难值钱。”杨潇湿着眼睛，心中升起一股共情的自怜，现实难题再度撞进脑海。出发前，他做足了苦行的准备，却不太敢预设文本的未知——他要边走，边写，一路捡拾和拼装时代遗风，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出发。
面对庞杂的资料，“职业病”还发挥了作用。多年记者生涯，杨潇坚持不拖稿、不留别字、不坑编辑，如今置换成写书，是依靠超强自律和惯性，当日收集的信息，当天整理完毕。经历了漫长的筛选、分类、爬梳，这本后来被命名为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的书，仅电子版参考资料就超过了60GB，内含900个文件夹。
文件里的大部头，是走访联大二代、三代人留下的。杨潇先拜访了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——杨潇和这一家人算是有些缘分，2013年在哈佛访学，他宿舍几十米外就是赵元任的故居。1941年，湘黔滇旅行团进入昆明后，合唱的那首“It'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”（《迢迢长路到联合大学》），由赵元任改编，词曲间充满浪漫与希望。
赵新那是赵家后来留在国内的唯一一个孩子，与父母27年未得相见。她给杨潇讲了一个故事，说逃难经过九江，母亲看上船上小贩卖的一尊白观音，讲价到一半，空袭警报响起来，对方下船跑了，让赵家落得了一个没给钱的观音菩萨。这座观音后来跟着他们漂洋过海，在父母兄弟间辗转，见证了这些年的几多风雨。去年，赵新那去世了，享年97岁，杨潇甚至没来得及亲自送她一本赠书。
赵元任一家合影，右二为赵新那
还有103岁的吴大昌。这位在湘黔滇旅行团拿过“步行矫健奖”的老人，如今常戴一顶尖头小帽，到大学操场上和年轻人一起运动、拉伸筋骨。杨潇说，他每次都会拉着自己讲好几个小时的话，即使刚做过手术，听力也不好。——一场演讲中，杨潇还说起重走路上那些沿途遇到的老人对他的帮助之大，“可惜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听老人说话”。
再老的人，也当过稚气的孩子。当年，吴大昌与杨潇偏爱的旅行团成员查良铮（诗人穆旦）在同一个分队，后者的著名事迹是边走边背英文字典，背一页撕一页，人抵达联大，整本字典刚好背完、撕完。吴大昌的故事少了些振奋，在联大读书时，他长时间陷入苦闷，为排解郁结，还偷偷跑到学校教室后面爬电塔，写信问冯友兰“悲观”和“人生的意义”。
这位长寿老人，比自己多拥有近两倍的人生，杨潇好奇，他如今又怎样看待人生？“人生就是，活着就是活着，”吴大昌告诉他，“……你就好好过生活，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，就没有问题。”
吴大昌的这份“乐观”，后来被杨潇写成了书的结尾。但他也声明，那不是答案，他还没有自己的回答，也不想用前人的经验，为当下提供一种解法。“很多问题（光靠）想是没用的，只有做起来才有答案。有时候我看见身边的朋友耽于思考，耽于左右权衡、思前想后，我就特别着急。预设也没有用，反正都得要经历过，才有办法。”
杨潇自己的办法，也是近几年才找到的。一次新书活动，他提到以塞亚·伯林的《狐狸与刺猬》，狐狸知道很多东西，刺猬却有一个绝招。所以如果非要形容自己，那么以前他总以为自己是只狐狸，现在莫名其妙变成了刺猬。或许有些时候，人需要的就是一场天翻地覆的改变。
谈及最近的状态，“刺猬”跳脱地说，正在认真卖书，卖到体重都掉了好几斤。“一天到晚都在回微信，但我已经很久没处在这种‘连接’的状态里了，有时候觉得挺好，和世界有了许多交流界面，有时候又觉得茫然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
接下来，他将继续行走，同时给手头的项目“记忆的策展”收个尾。——疫情前，杨潇用40天时间走访了一批与20世纪德国历史勾连的博物馆，从中探讨人如何处理当下与过去、未来的关系。“我很好奇德国人是如何面对自己20世纪没有好的历史这件事的，又如何向年轻人和观众展示那些不好的记忆。”
说起这些的时候，杨潇看起来轻快又利落，好像刚从远方归来，又能立刻出发，奔赴什么别的好地方。大概步履不停，总有未知的快乐，像他建的联大歌单里，那一首《旅途愉快》，是这样唱的：“世界简直不算可爱，宝贝，但还是那样开心，你也要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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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大潮中，如果你还在追求个性，期待阅读真正有品味有内涵的内容，希望你能将读书君列入你的“星标”，以免我们在人海茫茫中擦身而过。